【人物介绍】周惠，1918年诞生于江苏省灌南县。自1937年起，他投身于革命事业，并于翌年1938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周惠奔赴延安，全身心投入到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活中。1941年，他被调至北方局，肩负起新的工作职责。

自1952年起，历任中共湖南省委的委员与常委，其职位逐步攀升，历经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最终荣膺省委常务副书记的要职。

1959年，庐山会议这一历史性的重要事件中，我遗憾地沦为彭、黄、张、周等人所谓“反党集团”争议的漩涡之中。

1977年，他再度获任交通部副部长，并兼任党组副书记一职。次年，他荣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之位。直至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荣耀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立即分！就算中途出家，也能修成正果！”

此语被《人民日报》记者精心收录，成为一篇报道的醒目标题，并最终演变为一道当年大力倡导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响亮口号。

提及往昔的农村变革，人们往往只记住了万里，却鲜少提及周惠其人，这实在是对其事迹的不公评价。

在20世纪90年代初，周惠在接受作家权延赤的采访时曾强调，庐山会议上被指认的“反党集团”并非仅应以“彭、黄、张”来命名，还应包含“周”的名字。这是因为，在那次重要的会议上，他承受的冲击尤为剧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后世在研究党的历史时，往往未能充分意识到他在抵制左倾错误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于19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其前身乃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发起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党史资料抢救工程。此次行动派遣了专业的调查人员，对这些亲身经历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进行了深入访谈。该行动遵循的原则是，资料仅用于搜集与存档，当事人生前不得泄露任何信息，以确保他们能够无顾虑地真实回顾和述说自己的亲身见闻。“周惠与庐山会议”亦成为“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关注的重点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一段涉及庐山会议另一位重要人物李锐的对话，尤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周惠夫妇

问：庐山会议最初计划用以抵御极左思潮，然而最终却转向对抗右倾投机主义，揭露勾结敌国、背叛党的“反党集团”。那么，这种转变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周惠：这主要源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他老人家）内心深处，左倾思想愈发浓烈，疑虑情绪亦逐渐加深。与此同时，彭德怀总司令与毛主席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曾结下嫌隙，加之一些偶然因素的叠加。

问：偶然？您指何事？

周惠：庐山会议陷入当前之困境，李锐实难辞其咎，肩负着不容小觑的责任。

问：李锐亦深受庐山会议之影响，彼时他的职位尚不显赫，甚至尚未成为中央委员。

周惠：那时，尽管他并不担任显赫职位，却拥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其影响力之巨，以至于众多中央委员亦难以比拟。

在那段大约一年的时光里，他荣幸地赢得了毛主席的信任，被赋予了“通讯秘书”这一重要职务。这一职务使他能够直接向主席递交信函，汇报相关事务。在封建时代，这样的职位宛如“密折专奏”，享有“直通天听”的特权。因此，在庐山那段日子里，李锐表现得格外活跃，也不慎引发了几起小插曲。

晚年李锐

问：捅了哪些娄子？

周惠：彭总亲笔致信主席，该信件后经主席亲自命名，定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在大会期间予以公开发表。此举立刻引发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各方意见未能形成统一共识。

7月23日的拂晓时分，主席展开了一场言辞冗长的演讲。表面上，他对双方的争论双方都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但实际上，他的目的是为了遏制右倾思想的蔓延。对于我们这些致力于纠正“左”倾错误的同志来说，这无疑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警钟。

那晚，本不应如此，却执意与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一道，造访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的居所，向他倾诉不满。不久，彭总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当时，我们情绪激昂，却遭到了严厉的指责。思想一时难以扭转。如今看来，我们当时所言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触及了禁忌之地，诸如将主席的行为比作“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

最为奇特的是，我们在一番抱怨之后，离开黄老住所，偶遇罗瑞卿同志。彼时，罗瑞卿同志身兼公安部部长之职，自称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肩负着保障党内安全的重任。夜深人静之际，他见到我们这些刚刚遭受批评的同志从彭总与黄老处走出，不禁心生警觉。

该议题随后被纳入会议议程，与会者们纷纷向我方咨询，那晚究竟就何事展开了讨论。

罗瑞卿

问：坦诚地表达观点，本无伤大雅，难道我们连表达不满的自由都不应给予吗？

周惠：在此次事件中，李锐过于自信，擅自作出决策，导致了首个重大失误的产生。数日过后，他借助主席往日的信任，向主席寄出了一封详尽的信件，其中详细描述了23日晚间发生的情况。

撰写信件虽不失为一种选择，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在信中公然撒下弥天大谎，对于我们那晚讨论的极为敏感事项选择了缄默，却反而郑重地立下了“请主席坚信，我愿以我的政治生命为凭，此事绝无虚言。若言而有诈，愿接受党的纪律处分”的庄重誓言。这一行为，无疑如同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

随后，在小组会议中，黄老提出了“斯大林晚年”这一议题，此举宛如抛下一颗重磅炸弹，究其原因，主席已将李锐的信件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予以分发。

李锐撒谎信引致多后果。

李锐的政治觉悟随即引发了广泛的质疑。按照传统道德的评判标准，这种行径无异于“欺君罔上，天理不容”，足以招致家破人亡的惨祸。即便以现代道德的视角审视，此行为亦是对党组织的背叛、对广大民众的欺诈、对党的领导层的欺骗，同样在社会中难以站稳脚跟。

随即，一个疑问如幽灵般浮现：为何你们选择撒谎？心中是否有所保留？还有哪些真相被掩埋？你们究竟在密谋何事？谎言已使信任崩塌，这样的疑问或许永远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瞬间察觉到：糟糕，似乎我难以洗脱被扣上反党集团帽子的命运。李锐处理问题的手法，使得我们几人看起来仿佛在暗中密谋，但实际上，我们并无任何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实则亦深受李锐事件的波及。

问：李锐此举看似出于好意，却未料竟招致如此后果。这次他又制造了什么麻烦？

周惠：8月11日，一场重要的转折点悄然降临，李锐的立场经历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彻底转变。他从起初的竭力辩解，一跃转变为全盘接受。

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身为“同案共犯”的李锐所发表的言论，使得我和小舟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鉴于李锐已将所有事实和盘托出，若我们继续拒不承认，恐怕会被视作顽固到底，而这种态度亦难以获得众人的宽恕。

我境况尚可，但小舟在倾听李锐的话语后，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回到房中，她愤然斥骂李锐为“贱人”，伴随着泪水向我倾诉，仿佛将我当成了她唯一的依靠。须知，小舟自幼受过良好教养，除非是在极度愤怒之际，她绝不会说出如此粗俗之言。

问：李锐的这一观点，我在其著作中也曾读到，他明确指出，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自立自强，无需他人庇护。他与主席的关系亲近，如同父子之情。在事发之时，家英跪在主席膝前，泪流满面，痛悔自责，认为自己年幼无知，误信了他人。主席随即展现宽容，宽恕了他的过错。

田家英

问：李锐为何剧变？

周惠：他欲反戈立功。

实际上，就在李锐进行自我反省的前夜，或许甚至是在此前两日，他毅然决然地深夜造访了位于庐山的毛主席住所——美庐，这曾是一处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私人别馆——在主席的卧榻前跪地，对“军事俱乐部”事件进行了举报与揭露。

“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1965年，当毛泽东接见彭德怀时，他曾表示：“或许真理就握在你的手中。”此语便诞生于这一特定的时刻与情境之中。）；

此外，所谓的“军事俱乐部”现象的确存在。在7月23日的夜晚，他们的聚会并不仅仅是发泄不满，而是旨在构筑攻守同盟。彭总并非在众人即将散去时才加入，他实际上早已置身其中。彭总坦言，在受到主席的批评后心情颇为沉重，显然这封信确实给主席带来了困扰。因此，我们今后在言语表达上必须更加慎重，某些话语应避免与旁人交流。

李锐与主席究竟谈了些什么，恐怕只有他们二人心中明了。或许，这一秘密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深藏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永远成为不解之谜。

美庐

问：周老先生，我必须直言，您当时亦正经历审查，对于李锐“夜访美庐”这类极为机密的往事，您又怎能洞悉其详呢？

周惠：我岂能预知！当时，我对李锐的骤然转变深感困惑。据小舟所述，这发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那是一个气氛相对宽松的时期。

问：周小舟的经历与您所遭遇的情形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他承受的惩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按常理推断，他本不应对这些细节有所了解。

周惠：您似乎有所遗漏，周小舟实际上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主席秘书，他曾经直接服务于主席左右，其职责与李锐所履行的“通讯秘书”职务大相径庭。他与主席的亲近人士保持着和谐的交往，尤其是与田家英的关系更是亲密无间。此次事件，正是田家英在出差途中抵达广州（此时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时，顺路拜访周小舟时，偶然透露给他的。

田家英向来以正直著称，且才华横溢，但他的一个显著不足不容忽视——他常将主席身边的琐事泄露于他人，这在秘书的职责上是大忌。正是这一行为，成为他与主席最终决裂的关键因素之一。

李锐的所作所为，让那叶小舟直至生命尽头，都无法原谅他。他曾感叹，万万没想到，李锐竟沦落至赵高、周佛海之流——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后背叛党派，投靠蒋介石，深得蒋介石信任，却最终投奔汪精卫，沦为汉奸。随着日本败局的逐渐明朗，他又与军统暗中勾结，堪称现代史上变幻莫测的典型。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忆起，他提及此事时的痛心疾首之状。

周小舟

问：李锐在庐山回忆录中影响显著。

周惠：彭总的头顶，承载着三顶沉甸甸的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通敌卖国”与“军事俱乐部”。

这顶帽子的关注度，主要源自于他的一封来信以及张闻天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二者共同引发的广泛讨论。

第二顶帽子，其起源主要归功于一位随彭总访问苏联及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上将的披露，以及数位元帅相继跟进的揭发，由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第三顶帽子的归属，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李锐的揭示。若非他的勇敢揭露，这顶帽子或许难以轻易戴在他人头上。

李锐所遇困境并非纯属个人责任，因为当时党内政治状况亦不尽如人意。彭总、黄老和张闻天同志都已坦诚错误并作出自我反省，他们因难以承受压力而如此，李锐又怎能独自幸免？

问：李锐因举报有功，为何反遭重罚，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周惠：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

李锐曾对我言道：“杀降不武。”起初，我对这句话的理解颇为模糊。然而，数年光阴逝去，当小舟向我透露了他所掌握的详情时，我才豁然开朗。原来，李锐所指的是，即便他因“夜闯美庐”的行为而功不可没，却也不应遭受如此严厉的处罚——即被撤销党内外所有职务，并被开除党籍。

庐山会议之际，彭总与张闻天无疑在政治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至于心理层面的巨大冲击，李锐则是当之无愧。

问：为什么呢？

周惠：李锐，年届四十二，正当盛年，才华横溢，深受国家领导人赏识。他踏上庐山之巅，胸怀壮志，自认具备领袖潜质，立志在五十岁之前问鼎总理之位。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心理上的巨大落差，恐怕难以完全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