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视角下：刘禅“乐不思蜀”与蜀汉亡国的深层解析

《资治通鉴》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巅峰之作，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宗旨，将三国时期蜀汉后主刘禅“乐不思蜀”的典故纳入史册。这一典故不仅成为后世嘲讽无能者的代名词，更折射出蜀汉政权在政治、军事、人才等多重困境下的必然衰亡。透过《资治通鉴》的记载，结合蜀汉末期的历史细节，可揭示刘禅“乐不思蜀”背后的复杂人性与亡国根源。

一、“乐不思蜀”：从史实到典故的演变

《资治通鉴·魏纪十》记载，公元263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兵临成都城下。面对“老弱残兵”与“人心不附”的绝境，蜀汉后主刘禅在光禄大夫谯周的劝说下，选择“面缚舆榇”向邓艾投降。被迁至洛阳后，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故意安排蜀地歌舞助兴。席间，蜀臣皆“感怆流涕”，而刘禅却“喜笑自若”。司马昭感叹：“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数日后，司马昭问刘禅是否思念故国，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此言一出，司马昭与群臣皆笑，刘禅的昏庸形象就此定格。

这一典故的流传，离不开《三国志》与《资治通鉴》的双重塑造。《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载，刘禅旧臣郤正曾教他应对司马昭之问：“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然刘禅复问时，竟照搬郤正之语，被司马昭识破后尴尬承认，引得左右哄笑。这一细节经《资治通鉴》转述，更强化了刘禅“扶不起的阿斗”的形象。

二、亡国之因：多重困境下的必然结局

（一）政治腐败：黄皓专权与朝堂内耗

蜀汉末期的政治腐败，是亡国的直接诱因。宦官黄皓凭借刘禅的宠信，干预朝政，排挤异己。大将军姜维因直言北伐之弊，遭黄皓诬陷，被迫“沓中屯田”以避祸。尚书令陈祗为求自保，与黄皓勾结，导致“政事多错，内宠专政”。《资治通鉴》载，姜维曾上表刘禅：“闻黄皓奸巧专恣，将败国家，请杀之！”刘禅却以“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以为介意乎！”回应，足见其对奸佞的纵容。

（二）军事失败：北伐战略的透支与邓艾奇袭

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北伐战略，虽以“王业不偏安”为理念，却严重透支了蜀汉国力。《资治通鉴》统计，蜀汉灭亡时“有户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却养“官吏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官民比例高达1:23，远超魏、吴。姜维继承诸葛亮遗志，九次北伐，更导致“民有菜色”，国内怨声载道。

与此同时，魏国通过“互相制衡”策略，利用邓艾与钟会的矛盾，加速蜀汉灭亡。邓艾偷渡阴平，以“叫花子部队”奇袭成都，正是抓住了蜀汉“汉中守军空虚”的致命弱点。刘禅在邓艾兵临城下时，连“背城一战”的勇气都丧失，直接投降，暴露了其政治与军事上的双重无能。

（三）人才凋零：五虎将之后无可用之才

蜀汉建国初期，依赖关羽、张飞、赵云等“五虎将”与荆州、东州士族的支持。然而，随着老将相继去世，蜀汉陷入“人才断层”。《资治通鉴》载，诸葛亮北伐时“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姜维之后更无可继者。反观魏国，曹操“唯才是举”，大胆提拔新秀，形成人才梯队。这种对比，使蜀汉在长期消耗中逐渐丧失竞争力。

蜀汉建国初期，依赖关羽、张飞、赵云等“五虎将”与荆州、

东州

士族的支持。然而，随着老将相继去世，蜀汉陷入“人才断层”。《资治通鉴》载，诸葛亮北伐时“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姜维之后更无可继者。反观魏国，曹操“唯才是举”，大胆提拔新秀，形成人才梯队。这种对比，使蜀汉在长期消耗中逐渐丧失竞争力。

三、“乐不思蜀”：隐忍求生还是真无志气？

关于刘禅“乐不思蜀”的动机，后世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

（一）传统观点：昏庸无能的典型

多数史家认为，刘禅的言行是其昏庸无能的体现。《资治通鉴》通过司马昭与贾充的对话，暗示刘禅“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矣”。这种观点强调刘禅缺乏政治智慧与担当，在亡国后不仅未表现出悲愤，反而沉溺于享乐，甚至在司马昭面前刻意伪装，暴露了其“无情”与“无志”。

（二）现代反思：隐忍求生的政治智慧

部分学者提出，刘禅的“乐不思蜀”实为一种生存策略。在蜀汉灭亡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刘禅选择投降以保全百姓性命。面对司马昭的试探，他通过装傻充愣降低对方的警惕，最终得以“封安乐公，子孙及群臣封侯者五十余人”，延续了刘氏血脉。这种观点认为，刘禅的行为体现了“大势不可违时守住最低目标”的政治智慧，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历史启示：权力、人性与国家的辩证关系

刘禅的“乐不思蜀”与蜀汉亡国，揭示了权力、人性与国家命运的深刻关联。

（一）权力制衡的失效：君主无能与朝堂内耗

刘禅的昏庸，导致蜀汉朝堂陷入“黄皓专权—姜维避祸—群臣沉默”的恶性循环。权力制衡的失效，使国家在危机面前丧失应对能力。这警示后世，君主的能力与用人之道，直接决定政权的存亡。

（二）人性的复杂：隐忍与懦弱的边界

刘禅的行为，体现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性。他的“乐不思蜀”既是懦弱的表现，也是隐忍求生的策略。这种矛盾，反映了历史人物在权力与道德之间的艰难抉择。

（三）国家的兴衰：战略、人才与民心的综合作用

蜀汉的灭亡，是战略透支、人才断层与民心涣散的共同结果。它证明，一个国家的兴衰，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更取决于政治清明、人才济济与民心所向。

结语

《资治通鉴》通过刘禅“乐不思蜀”的典故，展现了一个末代君主的无奈与一个政权的必然衰亡。这一历史片段，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对权力、人性与国家命运的深刻反思。在当今社会，我们仍可从刘禅的故事中汲取教训：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君主的明智、制度的健全与人才的汇聚；而个人的选择，则需在道德与生存之间找到平衡。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乐不思蜀”的悲剧重演。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巅峰之作，由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历时19年编纂完成。这部编年体通史巨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涵盖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全书共294卷，约300万字，堪称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史纲。书中不仅记载重大政治事件，更深入剖析统治者决策得失，如对“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详细记录，为后世提供治国镜鉴。

《资治通鉴》以“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为原则，文字简洁凝练，叙事生动。如“完璧归赵”“围魏救赵”等经典篇章，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明。司马光以正楷手书全稿，草稿盈两屋，其严谨治学态度与文学造诣，使这部史书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跨越千年的智慧宝库。翻开书页，仿佛置身历史长河，与司马光共话兴衰，与古人共鉴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