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根据大量史料文献及亲历者回忆整理而成，在保证重大历史事件准确性的前提下，对某些细节做了文学性表达。

1907年，程一鸣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亨美村的一个普通华侨家庭。

这个珠江口的小村庄虽然偏僻，却因众多侨胞往来而较早受到外界影响。

程一鸣的父亲曾远渡重洋谋生，见识过海外世界，这使程一鸣从小就能接触到一些新思想。

童年的程一鸣在村塾读书时，先生仍以《三字经》《千字文》为教材，但村里从南洋回来的年轻人常常带来新鲜话题。"

外面的世界正在改变，"他们聚在榕树下议论，"皇帝被推翻了，中国要建立共和了。"这些讨论让年幼的程一鸣对山村外的世界产生了向往。

家庭环境的特殊性也影响了程一鸣的成长。

生母去世后，父亲续弦，家庭关系变得复杂。

1924年春，因与继母矛盾加剧，父亲决定送他去上海学艺。

临行前夜，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上海是通商大埠，你去那里要学好本事，将来才能立足。"

初到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的繁华景象令程一鸣目不暇接。

但他很快发现光鲜表面下的阴暗面：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黄包车夫疲惫的身影、工厂里童工苍白的面容，都让他深刻感受到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的不公。

在广东汽车公司当学徒期间，程一鸣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他亲眼见到帝国主义巡捕镇压同胞的暴行。

"为什么外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如此嚣张？"年轻的工友们愤懑不已。这场爱国运动让程一鸣开始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

1926年夏季，程一鸣赴汉口探亲。

适逢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他目睹了工人群众欢庆胜利的场面。

"北伐军来了，日子就有希望了！"工人们兴高采烈地传颂着革命军的纪律严明。这些见闻让程一鸣对革命产生了更具体的认识。

回到上海后，程一鸣租住在靠近上海大学的一处石库门里。

他的邻居多是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经常在阁楼上讨论时政。"要救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学生们热情洋溢的讨论常常持续到深夜。其中，来自海南的共产党员马异对他影响尤深。

马异时常借给程一鸣进步书刊，耐心讲解革命道理。

"你看，"马异指着《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说，"劳工要解放，必须团结起来斗争。"在一次次深入交流中，程一鸣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经过认真思考，他于1926年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程一鸣在电器厂工人中积极开展工作。

他组织工友学习文化知识，讲解阶级斗争理论，启发大家的觉悟。

当资方无故克扣工资时，他带领工友进行说理斗争："我们靠劳动吃饭，凭什么要受这样的欺压？"这次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使工人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

1927年3月，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程一鸣按照组织安排，参与了对军阀据点的进攻。

在枪林弹雨中，他目睹工人们奋勇争先的场面，深切感受到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起义胜利后，上海成立了特别市临时政府，工人阶级第一次掌握了政权。

然而，革命的征程充满曲折。四月十二日，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屠刀。

面对突如其来的白色恐怖，程一鸣沉着应对，继续在工人中开展工作。"革命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他鼓励工运骨干，"但真理终将胜利。"

由于身份暴露，党组织决定派程一鸣前往苏联学习。

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革命生涯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使他更加坚定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无数像程一鸣这样的普通青年，正是通过不断实践和探索，最终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1927年，程一鸣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

这是党组织为培养干部所作的重要安排，莫斯科中山大学作为专门培养中国革命人才的学府，为许多像程一鸣这样的革命青年提供了系统学习的机会。

"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临行前，领导嘱咐道，"要学好革命理论，将来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程一鸣深知肩上的责任，他带着组织的期望，开始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

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建于1925年，是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教育机构。

学校的课程设置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课程，同时也开设俄语和军事训练等实用课程。

在哲学课上，苏联教师详细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理解事物的矛盾运动规律，对指导革命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教师通过具体事例，帮助学生掌握这一科学方法论。

程一鸣在课后经常与同学讨论课上的内容，他说："这些理论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

政治经济学课程以《资本论》为主要教材。

教师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引导学生思考中国经济社会的特点。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必须分阶段进行。"

教师在讲解时特别强调要结合中国实际。这些讨论使程一鸣对中国的革命道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除了课堂学习，学校还组织学生到工厂、集体农庄参观实习。

在参观拖拉机厂时，工人们向中国学生介绍苏联工业化的成就。

"十月革命前，俄国也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厂负责人说，"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这些见闻让程一鸣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在学校里，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学生共同学习。

虽然政治观点存在差异，但大家都能在学术范围内进行理性讨论。

"我们都是为了中国的富强而学习，"一位来自广东的学生在讨论时说，"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929年以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学校内部的教学重点也发生调整。

课程更加注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经验的研究。

教师经常组织学生讨论东方国家的革命策略问题。

"每个国家的革命都要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道路，"教师在总结讨论时说，"重要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在学习期间，程一鸣担任了学习小组的组长。

他经常组织同学交流学习心得，帮助基础较弱的同学赶上进度。

"理论学习要循序渐进，"他在小组讨论中说，"关键是要理解精神实质，而不是死记硬背条文。"

1930年，由于多方面原因，莫斯科中山大学停止招生。

程一鸣与其他学员一起完成学业后返回国内。

此时的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革命形势十分严峻。程一鸣按照组织安排，准备前往新的工作岗位。

回国后，程一鸣被派往河南开展工作。

由于当时通讯条件限制和严峻的斗争环境，他在一段时间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许多革命同志都经历过类似的困难时期。

在失去组织联系期间，程一鸣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党组织的努力。

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组织的消息，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控，这些尝试都未能成功。这段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信念的艰难。

为了维持生计，程一鸣暂时在国民党基层机构谋得一个普通职位。

这个选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

正如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革命者一样，复杂的斗争环境常常使个人面临艰难抉择。

1933年，由于种种原因，程一鸣正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职。

这一人生转折的发生，既有客观环境的因素，也反映出在严峻的革命斗争中个人选择的复杂性。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程一鸣的故事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缩影。

许多革命青年都经历过类似的曲折历程，他们在探索中前进，在挫折中成长。这些经历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与复杂。

1933年，程一鸣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工作。

凭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理论知识，他很快在特训班教学中展现出专业素养。

一位同期教官回忆道："程教官讲解情报理论时，总能结合具体案例，学员们都很信服他的专业能力。"

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程一鸣被任命为军统局西北区区长。

在西安任职期间，他需要处理复杂的情报事务。

有一次，他在工作笔记中写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下，情报工作要服务于抗战大局。"这一时期，他主要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同时也要应对西北地区复杂的政治局势。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程一鸣调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

在重庆工作时，他参与制定了接收沦陷区的相关计划。

一位同事记得他在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接收工作要严格按规程进行，确保敌产归还国家。"

日本投降后，程一鸣随军统局领导飞抵上海，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在这个岗位上，他负责处理敌产接收和汉奸清查工作。

当时上海情况复杂，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强调："处理汉奸案件要重证据，依法办事。"

1946年，程一鸣调任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

在赴任途中，他接到临时任务，参与调查李公朴、闻一多遇刺案。

他在调查过程中表示："此类案件社会影响重大，必须慎重处理。"这一时期，国内政治形势日趋复杂，各地学潮、工运此起彼伏。

随着解放战争推进，程一明先后在粤汉铁路、陇海铁路担任警务处长。1948年，他在工作报告中写道："铁路警务工作要以保障运输安全为首要任务。"

这一时期，他主要负责铁路系统的安全保卫工作。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程一鸣调任广州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

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当前最重要的是维持社会秩序，保障市民安全。"

10月，在解放军逼近广州时，他与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转移至香港。

在香港期间，程一鸣过着低调的生活。

1951年，国民党"国防部"大陆工作处任命他为"反共救国军第十六路司令"。

面对这个任命，他对友人说："时局如此，个人选择需要慎重考虑。"

1952年，应老同学郑介民邀请，程一鸣前往台湾。

郑介民在会谈时表示："希望你能发挥专长，为反共事业贡献力量。"

程一鸣在此期间撰写了《反共的游击战术》一书，但书中主要论述的是军事理论方面的内容。

之后，程一鸣被派往澳门工作，先后担任国民党情报系统在澳门的多个职务。

在澳门期间，他有机会接触来自各方的信息。有一次，他对部下说："了解情况要全面，不能偏听偏信。"

在澳门工作的十余年间，程一鸣通过多种渠道关注大陆的发展变化。

他经常阅读报刊，有时也会收听广播。据身边人回忆，他曾在私下表示："新中国在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

1964年，程一鸣在澳门的工作进入最后一个年头。

12月上旬，他像往常一样处理日常事务，但细心人发现，他比平时更加注重整理文件资料。

12月13日傍晚，他对助手说："今晚我要处理一些重要事务，不必等候。"

夜深人静时，程一鸣独自在办公室整理物品。

他仔细检查每一份文件，将一些材料分类归档。

窗外，澳门街区的灯光渐次熄灭，只有偶尔传来的船只汽笛声打破夜的宁静。

在完成所有准备工作后，他提起一个普通的公文包，走出办公室，融入夜色之中。这个夜晚的选择，将决定他未来的人生轨迹……

“先生要出门？”楼道里遇到值班的警卫。

“有些私事要处理。”程一鸣神色如常地点头，步伐稳健地走向楼梯。

他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来到拱北海关方向。在距离关闸还有一段距离时，他提前下车，步行走向边境线。这个夜晚格外安静，只有海浪拍岸的声音有节奏地响起。

“请出示证件。”海关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说。

程一鸣递过证件，神情平静。在通过海关的那一刻，他深吸了一口气，对值班科长说：“请立即联系你们上级，我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中央政府汇报。”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广东省公安厅。凌晨三点，省公安厅负责人亲自赶到珠海。

“程先生，欢迎你回到大陆。”负责人与他握手时说。

程一鸣打开公文包：“这是我带来的一些材料，希望对国家有用。”

与此同时，澳门方面发现程一鸣失踪后，立即向台湾报告。台湾情报部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必须立即查明程一鸣的去向！”情报部门负责人拍着桌子说，“他掌握着我们在澳门的所有联络点！”

大陆方面，程一鸣被安排住在广州的招待所。第二天上午，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前来会见。

“程先生，你这次回来，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吗？”领导问道。

程一鸣端正坐姿：“是的。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为国家统一尽一份力。”

他缓缓打开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取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这是我整理的港澳地区情报机构组织名单、联络方式和近期活动计划。另外，还有我对两岸关系的一些思考。”

这份材料立即被送往北京。在北京，专家们对材料进行评估后，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

“材料很有价值，”周总理在听取汇报后说，“要妥善安排程一鸣同志的工作和生活。”

与此同时，台湾情报系统陷入混乱。

“立即更换所有联络方式！”台湾情报部门下达紧急命令，“重新评估我们在澳门的人员安全状况。”

程一鸣的归来，促使大陆方面对港澳地区的情报工作进行了重新部署。广东省公安厅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及时调整了相关工作策略。

在广州，程一鸣开始适应新的生活。组织上安排他担任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建设方面的讨论。

“程委员，你对港澳工作有什么建议？”在一次座谈会上，有领导询问。

程一鸣思考片刻说：“我认为，对港澳同胞要多做团结工作。很多人是爱国的，只是需要正确的引导。”

1965年初春，程一鸣在北京见到了一些老同志。其中就有当年在上海一起工作过的老党员。

“真没想到，我们还能在新中国重逢。”老同志握着他的手说。

程一鸣感慨道：“是啊，走了不少弯路，终于还是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

在政协会议上，程一鸣提出了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提案。

“很多港澳同胞对新中国还不够了解，”他在发言中说，“应该让他们多看看祖国的发展变化。”

他的建议得到了重视。不久，有关部门组织了第一批港澳各界人士参观团，到内地参观建设成就。

与此同时，台湾情报部门仍在评估程一鸣出走造成的损失。

“我们需要重新建立情报网，”一次内部会议上，情报主管说，“程一鸣的叛逃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大陆方面，程一鸣开始撰写回忆录，总结自己在情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写这些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些参考。”他对编辑说。

在写作过程中，他特别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个人作用。”

1965年夏天，程一鸣到东北参观工业基地。看到新中国自己制造的汽车、机床，他十分感慨。

“当年在上海，我们连最简单的机器都要进口。现在能造出这些，真不容易。”他对陪同人员说。

“是啊，全国人民都很努力。”

这次参观后，程一鸣更加积极地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他经常与来自港澳的客人交流，用自己的经历说明国家统一的重要性。

“其实，很多在港澳的同胞都心向祖国，”一次座谈会上他说，“关键是我们要做好联络工作。”

1966年初，程一鸣向组织提出，希望到各地多看看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这个建议得到支持，他先后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等重大工程。

“这些工程说明新中国有能力办大事。”他在参观笔记中写道。

在武汉，他遇到一位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对方现在是一所大学的教授。

“你的选择是对的，”老同学说，“现在国家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程一鸣回答：“我只是尽一个中国人的本分。”

随着时间推移，程一鸣逐渐适应了新生活。他每天坚持学习、看报，关注国家建设进展。

“程老很关心时事，”工作人员说，“每次开会前都会认真准备。”

在政协会议上，他多次就国家统一问题发言。

“实现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他说，“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晚年，程一鸣主要居住在北京，偶尔到各地参观考察。他始终保持简朴的生活习惯，每天早起锻炼，阅读文件。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国家完全统一。”他经常对来访的客人说。

在回忆录的最后，他写道：“我从旧社会走来，经历过曲折，最终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希望年轻人能珍惜现在的和平环境，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1980年代，程一鸣因病住院期间，仍然关心国家大事。

“听说深圳特区发展很快，”他对前来探望的领导说，“这说明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对的。”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惦记着国家统一大业。

“我相信，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祖国统一的愿望一定能实现。”这是他对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

程一鸣的归来，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缩影。他的选择，反映了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共同心愿：希望为国家的发展进步贡献力量。他的经历也说明，只要真诚为国为民，任何时候都能找到正确的道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只有国家强大了，个人才能有更好的发展。这也正是为什么无数仁人志士，始终不渝地为国家的繁荣统一而努力奋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