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1日，在距离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两个月之遥的深夜，国民政府北平行营督察处在东四九条34号拘捕了当时声名狼藉的金璧辉——川岛芳子。

此事件迅即成为北平街巷胡同中的爆炸性新闻，各路媒体亦纷纷抢发报道。

在1947年的金秋十月十五日，河北省高等法院隆重开庭，首次对汉奸金璧辉案进行公开审理。

开庭前一小时，院内外早已人头攒动，汇聚了数千名民众。随着审讯的进行，人流源源不断涌入，法院的门窗玻璃几乎被挤得支离破碎，门槛与窗框亦有多处损坏；原本用于拍摄审讯现场的电影用水银灯亦不堪重负，纷纷碎裂；负责维持秩序的法警亦有几人不幸受伤。

终场，法官悄无声息地退入被告席，审判长随即匆忙宣布休庭。翌日，庭审地点转移至第一监狱，除记者外，任何人皆被“谢绝”进入旁听。

与此同时，各报纷纷投入到对这场审讯的报道竞赛中，如此“轰动”的场面，实乃当局未曾预料。

金璧辉，即川岛芳子，其身世追溯至清朝的开国皇帝——清太宗皇太极。在那个时代，皇太极并未将皇位传予其长子豪格，而是仅封其为和硕肃亲王。

豪格戎马一生，为清朝建立赫赫战功，曾于四川之地斩杀明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张献忠。

在世之际，豪格屡遭封号剥夺，最终竟惨遭摄政王多尔衮的无端陷害，含冤于牢狱之中。直至乾隆帝登基，方才为豪格洗清冤屈，拨乱反正。豪格的后代不仅得以恢复肃亲王的尊号，更享有世袭罔替的殊荣。

金璧辉，乃第十代肃亲王善耆之第十四女，人称十四格格，她诞生于1906年，名讳显玗。

末代肃亲王善耆在清末担任民政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以及军咨大臣等多重要职。

当清朝走向终结之际，善耆身为亲王，却毅然决然，成为那位唯一不曾在退位诏书上签上自己名字的王室成员。他的忠诚与坚定，在逝世后得到了废帝溥仪的认可与尊崇，被追赠“肃忠亲王”之谥号。

善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深信不疑，力主在我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并大力倡导洋务运动。他与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交往甚密，结为莫逆之交，甚至为川岛向清帝进言，成功为他争取到了二品官职和大绶勋章的荣誉。

川岛浪速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备受善耆推崇的川岛浪速，曾在日本外国语学校潜心钻研三年中文，精通汉语。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他担任日军翻译官，而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时，他依旧坚守这一岗位，继续服务于日军。

因协助侵略军开启紫禁城之门，且在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返回京城的途中担任关键的中介角色，从而赢得了清朝朝廷的信赖。

1906年，光绪皇帝下令，由民政部在北京设立高等巡警学堂，旨在筹备成立我国的首支警察队伍。川岛浪速受聘担任该学堂的总监，并担任警政顾问，负责警察的编练工作。

随后，川岛提议清政府设立工巡局，此局的管理巡抚大臣一职由肃亲王善耆担纲。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

辛亥革命后，日本部分陆军军人和以川岛浪速为核心的大陆浪人认为:

此刻，分裂我国内蒙古与东北三省的时刻已然成熟，急切地推动所谓的“满蒙独立”图谋，迫切地在中国物色一位代理人。

善耆堪称一心追求复辟大清帝国的势力中的核心人物。这两股力量不约而同，日本视善耆为瑰宝，对其关怀备至。

1912年伊始，在关东军都督福岛安正大将的暗中策划与操纵下，善耆一族的百余人次第迁往川岛浪速位于北京的宅邸，不久后转往天津，再潜往秦皇岛，最终乘坐日本军舰“千代田”号抵达旅顺。

言及此，不禁令人感到汗颜，“千代田”号原身乃甲午战争期间被日军俘获的我国战舰“镇远”号。

抵达旅顺后，日本驻旅顺关东军都督府慷慨地将位于新市街太阳沟的帝俄时期遗留的两座建筑赠予善耆居住，同时还将大连西岗子地区超过36万平方米的广阔土地无偿划拨给善耆使用。

紧接着，川岛浪速便急切地将善耆引荐给了日本民政党的总裁大隈重信。

得益于日本军方和黑龙会的资金支持与协作，善耆等人成功成立了宗社党，意图建立一个所谓的“满蒙王国”。

宗社党所依赖的巨额资金，由日方无偿资助。在1916年，大隈重信担任首相的第三个年头，日本军方促使大财阀大仓喜八郎贷款给宗社党100万日元，而善耆则以吉林、奉天两省的森林采伐权作为抵押担保。

在双方展开谈判之际，不期而遇了一场小小的波折。日本内阁方面对川岛浪速的定位存在误解，他们认定这位被善耆委以谈判重任的代表，在日本仅担任一名三等翻译官，社会地位较为边缘，因此对其不屑一顾，不愿与其进行对话。

于是，善耆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第十四位千金显玗许配给了川岛，意在使川岛得以跻身中国亲王之列，从而略微提升其地位。

川岛家族对血统尤为看重，而本无子女的他们，得以继承中国皇族的血脉，自是心怀感激。他们表示，渴望拥有一个“王子”作为后代。

然而，清朝皇室男子仅能过继于国内皇族，因此川岛无奈之下只得收显玗为义女，并为她取名良子。

在日语中，“良子”与“芳子”发音相同，因此川岛良子常被误称为川岛芳子。自此，她便以川岛芳子的名义声名鹊起。

伪满洲国建立之际，川岛芳子随其兄长金壁东更名金壁辉，而不知从何时开始，她的签名亦随之变为金璧辉。

直至溥仪时期，肃亲王的封地横跨奉天、河北、察哈尔、热河等省份，其面积竟相当于日本四国岛的两倍。而仅仅地租一项，每年的收入便高达两万两白银。

设想格格成人后，其显赫与尊贵之地位将何其显耀、何其崇高。然而，辛亥革命的巨变使得这位亲王的千金自幼便尝尽流离失所的苦楚，致使她未能享有皇族应得的一切特权与优待。

因此，川岛芳子对中华民国怀有深仇大恨，她对两位父亲力图复辟清朝的行动既感同身受，又十分关注。

川岛芳子旧照，图源网络。

自六岁起，芳子便随川岛浪速生活，其养父的家庭氛围与教养对她世界观的塑造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昔日的头山满、大隈重信、东条英机、近卫文麿、小矶国昭、福岛安正、本庄繁等，这些在日后跻身日本军政两界的重要人物，频繁出入川岛浪速的府邸。这些政客、浪人、军阀，即便在华人面前，亦不时口出复兴清朝之词，实则暗自密谋，意图先夺取东北，进而逐步侵蚀中国的领土。

川岛浪速向来视芳子如男儿般教养，加之种种因素，她心中对中华民国怀有深仇大恨，一心渴望复辟清朝，形成了对日本极度依赖、为日本效力的复杂思想体系。

这也使得区分她的行动，究竟是为复辟事业献力，还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所利用，变得异常困难。

川岛浪速本性恶劣，行为不端，缺乏廉耻与信义。在八国联军侵华、北京沦陷之际，肃亲王府遭到日军的焚毁。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日本政府为利用善耆，承诺赔偿70万日元。

川岛浪速以肃亲王代理人的身份提取了这笔款项，然而不久之后，他便将其挥霍殆尽。与此同时，他还对善耆的家政管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导致善耆陷入破产的困境。

芳子逐渐长大成人，川岛浪速起初严禁她与异性交往，随后竟提出要将芳子收为侧室，且多年以来屡屡纠缠不止。

养母将怒火转移到了芳子身上，对她冷眼相待，整日如同冰霜般冷漠。那时，芳子年仅十五六岁，心灵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她曾举枪向自己射击，却终究未能成功。

康复之后，芳子逐渐展现出一种恣意妄为的风采，终于在她18岁那年，毅然决然地剪去了长发，换上了男装，并开始使用男性用语（在日本，男女之间的用语有所区别）。

自幼便缺失家庭庇护的川岛芳子，历经动荡与磨难，身边充斥着政客与浪人，而她的养父更是个十足的伪善之徒。种种境遇交织，共同铸就了她异于常人的性格与扭曲的心理。

1927年，川岛芳子与川岛浪速的关系彻底破裂，她重返故土，选择在北京定居。那年的深秋，大连的三姐显珊对刚从日本归来的甘珠尔扎布说道：

“如今无需川岛浪速的许可，你是否愿意与芳子结为姻亲？”

谈及此事，两家实则渊源深厚，彼此间不仅是世交，更是姻亲之谊。甘珠尔扎布的父亲，巴布扎布，乃内蒙古地区一位声名显赫的将军，同时亦是一位对“满蒙独立”运动充满热情的倡导者。他曾与善耆互赠子女作为人质，以此建立信任，随后更是将双方的儿女结为姻亲，关系愈发紧密。

在日本求学期间，甘珠尔扎布便与川岛芳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故而他们的结合自然令人喜悦。1927年年底，他们在旅顺大和旅馆举行了婚礼。

婚后的川岛芳子享受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然而，她却始终未能生育，这在封建王公的家族观念中，是无法容忍的缺憾。因此，她内心承受着深深的苦恼，而婆母以及各房姐妹亦不时以冷言冷语相待。

在异国他乡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芳子早已习惯了日本那公开议论政治与社交的活跃氛围。然而，她在这个家庭中却深感束缚，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在那1929年的深秋与寒冬交错的某日，她留给丈夫一封简短的信件，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独自的旅程。实际上，她的行踪并未远离，只是隐匿于旅大市的某个角落，独自居住了一段时日。然而，甘珠尔扎布并未如约寻至，川岛芳子对家庭的希望彻底破灭，遂决意前往日本，寻求哥哥的庇护。

1931年的秋季，她返回祖国，于夫家短暂逗留数日后，两人便决然分手。自此，川岛芳子的一生再未踏入婚姻的殿堂。

1931年冬日，川岛芳子在沪上与日本陆军驻沪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相识，这或许是她步入特务生涯的起点。

金璧辉一旦被捕，即遭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处极刑。彼时，该省第一监狱中百余名女囚联名致信法院，力请宽恕其死刑之判。信中言辞恳切，云：

“金璧辉虽被政府定性为汉奸，但其他汉奸为何不受到同样的法律审判？……我们坚信他并非卖国之人，然而法院竟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流言蜚语便判处他死刑，这合理吗？”

国民党当局历经两年调查，却始终在法庭上无法提供任何一名目击者，亦无一件确凿的物证。甚至连她的确切年龄都难以核实。反观那些法官与推事，却时常被她言辞所驳，显得哑口无言，场面时常引发一片哄堂大笑。

川岛芳子旧照，网络图。

请查阅汇总自数场庭审的部分整理记录（已进行节选）。

检察官：

……作为皇室后裔，被告显然怀有复兴爱新觉罗帝国的野心。自幼接受日本侵略式教育，被告实际上已具备了背叛祖国的潜在风险。

……伊年已过三十，迟迟未步入婚姻殿堂，且与日本皇室保持紧密联系，据此看来，他已经具备了成为间谍的理想条件。金璧辉并非汉奸间谍，那么，谁是汉奸间谍呢？

金犯：

不错，我是在日本长大的，那是父亲把我送给日本人的。我是中国血统，日本籍。检察官凭哪一条说我是汉奸？谁看见我做间谍了？我破坏过什么？

法官大人，小说与报纸的内容不可作为定我罪证的依据。您已深入调查两年之久，难道事实真相仍未水落石出？法官大人，您不应随意对民众作出裁决。

法官：

《男装丽人》描述了你。

金犯：

该书发行于九一八事变之前。那时我并不在祖国，岂能成为间谍？不妨您购买一本，仔细阅读一番即可。

书上还说宋美龄被人刺死，人家现在是蒋主席的一品夫人，哪有的事啊！谣言太多，我这官司没法儿打了。

（听众笑）

法官：

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本庄繁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如此重大的机密行动，你怎会知晓详情？

金犯：

此事早已见诸报端，非独我知晓，众皆周知。当年我在南京，于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作证之际，国防部周处长曾邀我协助国家，恳请我在陈述中多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隐秘历史。

我赠予他一本日文教材，书中内容详尽无遗。（这点我确信无疑）至于所需材料，亦主要源自各类书籍与报纸。

法：你认得头山满？

金犯：

我与他有深厚的渊源，我的义父与他结为盟兄弟。在蒋主席求学期间，曾寄居头山满家。即便在抗战期间，头山满先生生日时，蒋主席也特意寄去书籍以示祝贺。我结识头山满，难道我有罪吗？

（听众议论）

法官：

你要求齐齐哈尔的苏炳文和马占山投降，难道你自己有过驾驶飞机跳伞并因此受伤的经历吗？

金犯：

绝无此事！他们竟然说我驾驶飞机去劝降，还从空中跳伞而下，跳伞之后那飞机又归谁所有呢？（众人笑声四起）。目前苏、马二位将军身体都很健康，法官一调查就会真相大白。

法官：

1941年，汪精卫访问日本时，您曾在头山满家中与他会面。当时您询问汪精卫是否与蒋介石主席存在所谓的“曲线救国”秘密协议，但汪精卫并未给出直接回答，只是表示稍后再谈。此后，您向日本军方透露，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并无秘密联系。您对此事实的陈述是否属实？

金犯：

未曾目睹汪精卫其人。欲知详情，不妨向身处狱中的汪太太陈璧君提问。

蒋主席是否与汉奸勾结，他心中自有一清二楚。这不，他今天不也亲自出庭了吗？您何不直接向他求证呢？

法官环视四周，疑惑重重，未能找到答案。金某随即用手指向蒋介石的画像，方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人戏弄。

法官：

住口！不许你蔑视法庭。不许污辱蒋主席。

金犯：

是你法官问，我才说的。咱们今天当着蒋主席的面把话说清楚。他和汪精卫的事他最清楚，我不知道。您为什么每次过堂都要问我？您何必叫我这个“汉奸”来证明蒋主席没勾结汉奸呢？

律师辩护说：

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所罗列的指控，令人遗憾的是，其在法律层面上难以成立。究其原因，在于检察官未能提供确凿证据，故而起诉本身便失去了依据，审判和定罪更是无从谈起。

最后，金犯说：

在日军投降之际，有朋友建议我返回日本，但作为中国人，我选择留在了国内。未曾想，我竟遭受如此对待，如此情形，今后还有谁敢言爱国呢？若日本再次发动战争，我定会与您一同撤退至内地，届时即便是在抗战中有所贡献，也足以让人感到自豪。

总之，金璧辉在法庭上对所有指控予以坚决否认。

总的来说，目前尚无权威证据能够确切证实金璧辉为汉奸或特务的身份。与此同时，外界人士亦提出若干旁证，显示金璧辉曾成功从日本宪兵手中解救过若干中国同胞。

图片来自网络

金璧辉是何许人也？

依据部分曾与金璧辉有过交往者的资料，可以明确指出，不论她的国籍被认定为我国还是日本，无论其内心动机如何，她确实涉及了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行动，而这些行为构成了她生涯中最为核心的政治行为。

金璧辉起初最为核心的政治愿景，便是力图振兴大清帝国。然而，鉴于她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她的复辟行动不可避免地与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背弃中华民族利益的行为交织在一起。

1931年，川岛芳子在沪与日本陆军驻沪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相识，随后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

恰逢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日本关东军的坂垣征四郎将军曾将田中先生召至长春，对其下达了指令：

“日本政府深恐国际联盟的指责，认为其行为涉嫌干涉中国内政，这种担忧犹如胆小者的病态恐惧，进而阻碍了关东军全面计划的顺利实施。然而，不论情况如何，明年春天务必促成满洲的独立。”

此刻，已派遣土肥原大佐前往天津，正积极策划将溥仪自天津转移。你所承担的使命是精心策划一宗特別事件，以转移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从而确保满洲独立按期完成。

此外，他亦指令田中释放川岛芳子，使其前往东北接受新的使命。

此后，田中将领到的那笔经费转交给了川岛芳子，指示她利用这笔资金在上海收买流氓分子，对日本僧侣进行袭击。

引发事端后，早已接受田中指示的“日本青年同志会”迅速采取行动，对三友实业社进行破坏，并与中国警方爆发了冲突。

继而，日军对十九路军发起猛烈的炮火攻击，终致引发了“一·二八”事变。

继而，坂垣一派的川岛芳子的兄长宪立，赴上海将芳子接至大连，安排她待溥仪退位之后，将“皇后”婉容接到“满洲”。川岛芳子巧妙布局，将婉容成功送达大连。

这两起事件，无疑提升了川岛芳子在日军眼中的重要地位。

自抵达上海，辗转至东北后，川岛芳子随后将伪满洲国军政部首席顾问多田骏尊为“干爹”。

多田骏、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要员，与汉奸郑孝胥、熙洽、金璧东等人物，时常齐聚长春的“满洲屋”旅馆，就伪满洲国的组建与人选事宜进行商讨。

身处那家旅馆，与多田骏保持着隐秘联系的川岛芳子，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其中一员。因此，在1932年3月“满洲国”宣告成立之际，川岛芳子便开始以开国元勋的身份自居。

伪满洲国成立之际，川岛芳子向多田骏提出官职请求。多田骏随即命其统率“归顺”满洲国的张宗昌旧部数千人，组建定国军，并亲自任命她为定国军司令，从此金璧辉的名字随之诞生。

川岛芳子旧照，网络图片

自此，金璧辉便时常身着缀有将军衔标志的军装、跨骑马靴，并坚持要求他人以“金司令”相称。这个名字流传甚广，即便在她被捕之后，仍有众多人沿用“金司令”这一称呼。

彼时，张学良的旧部以及民众武装在东北自发组织，展开了反抗满洲统治和抗击日本的行动。关东军司令部对此如坐针毡，急切地向多田骏下令，要求迅速“处理”此事。

多田一面部署兵力展开“清剿”，一面指使汉奸进行“劝降”。金璧辉参与了针对苏炳文的“劝降”行动，为实现目标，她将苏炳文的小女儿掳至家中，并以“彼得”之名收养，令其改穿男装，称呼她为“爸爸”。

然而，伪满洲国的建立并未完全实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关东军不久便以一名官员失踪为由，悍然出兵热河。

随后，日本政府随即发布声明，宣称“热河省属于满洲国的版图”。随着日军进驻朝阳市，金璧辉身着日军大将制服，腰间悬挂手枪，行走在街市之中，并拜见了日本占领军的负责人。他出示了定国军司令的委任状以及多田骏的亲笔信，并要求拨款20万元用于所谓的“宣抚工作”。

每逢抵达一地，她便采取此法向当地的驻军与商会征募军资，以此填补定国军经费的空缺。

定国军的根基原本是一些散兵游勇、土匪之辈，纯粹乌合之众，军纪涣散，毫无战斗力可言，根本无法达到日军当时对其寄予的期望，因而被日军贬称为“马贼”。

继而，定国军中的一部分势力擅自割据山林，拒绝服从日军的指挥，终被日军驱离。自此，金璧辉的“司令”之位也名存实亡。正是在这一时期，金璧辉与日本军方之间渐生嫌隙。

在那时，众多人士纷纷向金送出礼物，以求她能够解救那些无端遭到日本宪兵逮捕的中国同胞。凭借其广泛的社会联系，金显得颇为跋扈，她多次强硬地要求宪兵队释放人员，甚至不惜出手殴打宪兵队成员，此举引起了日本军方的强烈不满。

1934年，一场与日本宪兵的激烈冲突过后，金璧辉被押解返回日本。翌年，即1936年，她巧妙潜入天津，隐居于日租界内的石山街，居于石公馆之中。

事后，她向他人透露，此番归国时，她化名为王梅，意图刺杀马占山将军，遗憾的是未能成功。

自七七事变爆发，金璧辉便将天津的东兴楼饭庄据为己有，亲自担任经理一职。与此同时，她在北京也寻觅到了一处居所，频繁穿梭于平津两地，与潘复、石友三等人物共谋大业，策划组建华北伪政权，并为日军搜集情报。

在抗日战争初期，金璧辉在华北地区的影响力颇大。当时，她与日本驻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驻华中最高指挥官佃俊六、驻上海海军特务机关长儿玉誉志夫以及关东军参谋长笠原竹雄等日本军方要员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冈村宁次，素以军人的严谨著称，即便是在赴华北履新之际，亦迅速拨通了金璧辉的电话以示问候。昔日，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汉奸王克敏对她谦卑至极，甚至显得可笑，她前往王克敏处无需多加周旋，而王克敏若欲与她相见，则需提前告知，并征得其允许后方可前往。

鉴于金璧辉的独特身份，众多汉奸纷纷投奔其麾下，以求谋得官职。

截至目前，关于金璧辉是否系日本间谍，尚无确凿证据浮出水面。然而，诸多迹象表明，她曾为日本搜集情报的事实不容忽视。

据一位曾在1933年为金璧辉担任副官的人士回忆，当时金璧辉麾下拥有40余名副官，每位副官各司其职，肩负着不同的使命。

在金的卧室内，一面镜子恰好位于房门正对的位置。每当有人推门而入，相机便会自动捕捉镜中的倒影。她身上还配备了无声手枪、戒指式照相机等当时颇为罕见的特工装备。更有目击者证实，她曾将经济情报交付给日军。

往昔岁月里，金璧辉在北平拥有多处宅邸，访客络绎不绝。北平花园饭店几近沦为她的私人宴所，她常于此地设宴款客、举办舞会，其开销之巨令人咋舌。

据悉，资金的主要来源有三：首先，是日寇侵华派遣军提供的秘密经费；其次，是由日本飞机产业的巨头中岛知久平所提供的补贴；最后，则是汪精卫伪政权下的经济顾问小仓正恒所提供的专项费用。

毋庸置疑，若非有所条件或交换，日本人绝不会无端地资助金璧辉。

金璧辉的卧室内曾悬挂着一帧镶以白金框架的照片，其中一男一女，宛如一对年轻夫妇。然而，所谓的“男子”正是金璧辉本人，而与之并肩的女主角则是日本血统、持有日本国籍的伪满洲映画协会电影明星——李香兰。

李香兰，一位高级特务，长期穿梭于伪满洲国上层社会及文艺领域，负责搜集情报，洞察局势，并向关东军报导部直接呈报。随着日寇投降，国民党选择沉默不语，令李香兰得以以日本普通侨民的身份被遣返回国，她因此被誉为“圣战”的“功臣”。

根据现有的敌伪档案，亦存有金璧辉遵从日本军方指令展开行动的记载。

在1936年，日本军队曾策划进攻北平，他们预先紧急命令金璧辉，指示其联络的匪徒秘密潜入北平，发动暴动或焚烧日本商行，以及袭击朝鲜人，以此作为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和镇压叛乱，进而进驻北平。若北平防范森严无法实施，则可先行在邻近的各县发动行动。

金璧辉接得指令后，即刻向麾下土匪分派任务，然而，土匪头领鉴于报酬过低，当时并未应允。

需指出的是，截至目前，本人所接触到的相关资料皆出自1936年以前。

金璧辉生平崇尚虚荣，热衷于成为焦点，生活奢靡，因而频繁成为报纸杂志的焦点人物。她不惜跨越政界、军界、文艺界以及工商界，对每一位知名人士都积极结交；她甚至不惜以认干爹、拜干儿之礼来扩张自己的势力版图；更有甚者，她不惜重金购置贵重礼物，并在其上题写“××将军（或××皇族）敬赠，金司令惠存”的字样，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每逢金璧辉或川岛浪速的生辰，她便会邀集各界名士，举办盛大的舞会、盛宴，并包下戏院，欢庆数日。

一言以蔽之，金璧辉始终牢记自身的“皇族血脉”，不时地炫耀自己的家世、权势与财富；即便在她家道中落之际，她依旧依赖“炫耀”作为自我保护的屏障。

审视金璧辉的核心政治行为，不难发现她不仅是伪满洲国的坚定支持者，更深度参与了其中诸多活动。在日寇侵略中华大地的过程中，她所行径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国民政府理应拥有审判她所犯罪行的正当权利。

为何那些罪行远超金璧辉的日本战犯，如冈村宁次和源泉福等人，得以免罪，甚至成为国民党的座上宾？同样被定罪的李香兰，却悄然返回日本，独独她被日本抛弃，国民党却特意对她进行了公开审判和宣判？

当然有原因。

金璧辉起初遵从日本军方之命，其初衷在于振兴她的清帝国。然而，随着满洲国的成立，她逐渐洞悉了日本的真实图谋，心中不禁泛起些许不悦。她曾言：

我曾暗自思忖，若满族同胞皆能心满意足地投身于国家重建的伟大事业，那么，我的生命便将无憾而终，再无他求。如今，满洲国的成立似乎标志着我的理想得以实现，然而，现实与我的憧憬之间，仍有难以逾越的鸿沟。我个人的力量，终究显得微不足道。

“谈及满洲国，日本人似乎总能言之凿凿，条分缕析，然而实质上，它不过是日本的一块殖民地。”

“高达九成的满洲民众，对所谓的满洲国持以冷漠态度，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一旦有事发生，满洲国必将面临崩溃的命运。”

1934年，金璧辉于北平与日本宪兵发生了争执，随后被押解返回日本。在逗留期间，她在家中接待了一位名叫伊东米二的客人。他们频繁地携手前往关西地区，进行巡回演讲。

具体他们实施了哪些行为尚不得而知，然而，鉴于伊东随后被捕，金亦被限制在福冈及九州地区，不得踏入东京，可见他们的行为显然对日本政府的政策构成了干扰。

然而，在日本度过的那两年里，金璧辉曾遭人疑为我国间谍。

然而，金璧辉毕竟是在日本度过了成长岁月，与日本的政治紧密相连，她个人力量有限，难以抽身。1936年，她重返中国，展开了特务活动。

与此同时，她亦应部分中国人的恳求，从日本宪兵手中解救了同胞。此外，传闻她与军统、中统均有所关联，并曾为他们提供过协助。

金璧辉的一生，除了罪行累累，对祖国犯下的恶行历历在目，别无所得。她深知自己命运的悲惨，曾向人感慨道：

外界传言，我与东条英机、近卫文麿、松冈洋右等人物关系匪浅，并在汪精卫政权的建立上贡献颇多。然而，事实真相是，我内心所追求的，不过是让满洲实现真正的独立而已……

我究竟收获了什么？父亲肃亲王带着遗憾离世，而我亦是一事无成。

随后，每当金璧辉回想起往昔，便陷入深深的忧郁，有时情绪几近失控，最终沉迷于吸毒的恶习，其胳膊和大腿上布满了注射吗啡留下的针孔。

日本人对于金璧辉的行踪自然是了若指掌，且曾多次对其发出警告。大约在1940年，天津某家报纸突发“号外”，声称金璧辉遭遇暴徒袭击，生命岌岌可危。

金璧辉对国民党素无好感。当年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之际，金璧东曾试图谋取一官半职。对此，金璧辉曾对他人坦言：

“七哥真乃缺乏气节，竟至南京拜访汪精卫，以求一官半职。即便王爷曾于其陷入困境时伸出援手——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未果而被捕，是肃亲王善耆力排众议，将其释放——他理应感激这份救命之恩。

我们绝不能向他低声下气地恳求职位。正是这伙国民党人将大清国拉下了台，我们与他们水火不容。若我是七哥，断然不会前往！”

因此，国民党对她充满了疑虑。在抗战的尾声阶段，尽管金璧辉与日本人已无实质性的联系，但军统局依旧派遣人员潜入她家中充当佣人，对她实施了严格的监视。

此刻，金常在家中怒斥国民党将我国锦绣河山轻易拱手让予日本人，此观点可从他在法庭上的陈述中得到证实：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面对日本侵略的冲击，无奈退守至我国的大后方。若将那些将人民弃之不顾、仓皇逃窜的政治人物视为国家的栋梁之才，那么在未来若有类似的危机爆发，我将毫不犹豫地与蒋主席并肩而逃，任敌人窥视我们坚毅的脊背。

官员们率先抛却民众，擅自逃离，将我国的领土拱手相让于敌人。战事落幕，他们又喧嚣着争相乘坐飞机从后方归来……四处搜刮，鲸吞国家财富，横财尽收。

在国民党眼中，此类言论被视为接受了共产党的“煽动”，实属无法容忍，其恶劣程度甚至超过了金璧辉当年为“满洲国”效力、助纣为虐的行径。

实际上，国民党政府虽握有部分证据，却不敢尽数呈于公开审判之庭，毕竟他们与金璧辉之辈，本就彼此交织，难分你我。

若不小心揭露了秘密，金璧辉不顾一切地全盘托出，那岂不是麻烦加倍？！

1947年10月22日，金璧辉被判处极刑，最终于1948年3月25日被执行。

金璧辉被处决后，出现了好几种流言，都说她没死，是别人替死的。国民党为此大伤脑筋，但流言出现的责任还应归咎于国民党当局。

由于在执行对金璧辉的死刑时，河北省第一监狱仅允许两名美国记者进入现场观摩，而拒绝了中国记者的请求，此举立刻引发了我国记者群体的强烈不满，现场一片喧哗，使得监狱当局一时难以平息场面，最终不得不在行刑结束后允许所有记者进入。

此刻，金璧辉的遗体已被安置于一个薄木板制成的棺椁之中，子弹自前额洞穿而出，面容虽沾染血迹，却依旧可辨认出那正是金璧辉。

川岛芳子毙命旧照

记者们步出第一监狱，抵达中央通讯社。众人心头怒火难平，对当局对外国人所表现出的卑躬屈膝之举表示强烈愤慨。

既然不允许我们目睹现场，便不传播法院所公布的消息，亦不散布金璧辉已确认身亡的消息。

为统一口径，大家公推一位记者起草新闻稿。新闻稿揭露了监狱当局对中、美记者的不同态度，并说：

记者得以目睹金璧辉的遗体，然而其身躯血肉模糊，面目已无法辨认。

中央社对这则新闻的涉外内容进行了大幅删减，然而仍发布了该新闻稿。此举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的质疑。种种猜测和传闻亦由此而生。

此外，金璧辉的遗体由日本僧侣古川大航认领。随后，古川表示：

“尸体抵达火葬场后，经酒精擦拭以去除血迹，确证身份为川岛芳子后，方才予以火化。”

金璧辉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