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29日，《申报》刊登了一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这篇名为《女子承继遗产问题》的报道，揭示了盛宣怀儿女因遗产分配而对簿公堂的事件。
文章以盛宣怀的七女儿盛爱颐为主角，详细描述了她如何面对兄弟们在遗产分配上不遵守法律，只顾自己利益的行为。盛爱颐打着男女平等的旗帜，正式起诉了盛恩颐等人，要求公平分割父亲留下的财产。
报道不仅关注此案，还引用了其他有关男女权利的案例，对女性是否有权继承遗产展开讨论。由此，盛氏家族的遗产纠纷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当时，男性继承家业已成共识，因此盛爱颐提出要分享遗产，对许多人来说是新鲜事。一位女性竟敢大胆挑战传统！
保守派猛烈抨击她破坏规矩，而革新派则指责盛氏一族无视法律和公平原则。
在盛公馆内，一个男人手持报纸冷笑，他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身边几个美丽丫鬟侍候着。他漫不经心地说：“什么平权，说得好听，不过是想要钱罢了。”这人正是事件中的关键人物——“盛四公子”盛恩颐。
人生犹如条条大道通罗马，有些人却生来就在罗马。盛恩颐便是如此幸运，他的父亲盛宣怀既是官员，又是商人，是清末风云人物之一。
早年的盛恩颐屡试功名未果，只能通过关系到李鸿章手下谋职。这个看似无所作为的富二代，却被李鸿章提拔为津浦铁路局局长。当时李鸿章春风得意，而作为其红人的盛宣怀，也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在官场上备受尊敬。
李鸿章决定开拓船运事业后，采纳了盛宣怀提出的官督商办轮船公司的建议，并委任他经营。
结果，这一搏让船运公司蒸蒸日上，不仅超越外资企业，还掌控了铁路、银行等实业领域。
在李鸿章支持下，凭借商业天赋，盛宣怀创下亿万家产，成为首富。然而，与事业上的顺利相比，他家庭生活却充满波折。
尽管娶妻妾众多，但连生三个儿子都早夭，使得家族一度人丁凋零。直到1892年三夫人庄畹玉生下一子，这才打破厄运。
这孩子排行第四，却是第一个活下来的男孩。而此时恰逢慈禧听闻并赐名“恩颐”，表示皇家恩泽。因此，他被寄予厚望，被认为是家中福星。
这种偏爱不仅体现在心理，更付诸行动。为了培养他成为接班人，不惜重金聘请家庭教师，宋氏三姐妹之母倪桂珍，都曾担任他的老师，可见教育资源之丰厚。
这使得“盛四公子”在全国声名鹊起。然而，他对学习和事业毫无兴趣，一心只想享乐，即便如此，也未动摇父亲立他为继承人的决心。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认为可能是因为儿子尚小缺乏责任感，于是决定给他找个好媳妇。
他选择了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大女儿孙用惠，她才貌双全、家世显赫、品行端正，即便比他年长几岁，但在他眼中再合适不过。
他使尽浑身解数，动用各种关系网，奉上丰厚的聘礼，甚至直言愿意为孙宝琦代出嫁妆，这才终于迎娶了这位“最佳儿媳”。
成家后的盛恩颐依旧我行我素，从小到大顺风顺水的生活让他对失败毫无概念。父亲安排的一切让他过得安逸无比，他根本没经历过挫折。
即便是结婚生子，也未能改变他的本性。被安排留学后，他在国外夜夜笙歌，对学习置之不理，只顾着享乐。
1916年，盛宣怀因病去世，盛家的掌舵人易主。然而，即便临终前，盛宣怀也没有改变初衷，将继承人的重任交给了盛恩颐。
盛宣怀的葬礼极其奢华浩大，耗资巨大，仅送葬队伍就从吴江路一直延伸至外滩，更是动用了军队来维持交通秩序。
他的巨额财产由子女们继承，其中主要事业则由盛恩颐接管。
遗产分配采用了当时国外流行的方式：四成平均分给子女，用于家族发展；四成设立“愚斋义庄”，支持慈善事业；剩余两成为家族公用财富。
这种分配方法既确保了家产不会迅速被挥霍，又维护了家族的长期发展，同时也为盛宣怀赢得了乐善好施的美名。
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男性有资格继承家产，因此那一半遗产由盛恩颐和两个弟弟、两个侄子平分。他个人获得116万两白银。
当时，一百元足以供养北京一个普通五口之家一年温饱，而北大的胡适每月收入也不过三百元，由此可见，当时的盛恩颐多么富有。
不仅如此，他还拥有大量不动产，并成为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每年的薪资和公司分红都十分可观。
父亲去世后，无人约束的盛恩颐更加肆无忌惮地挥霍。他娶了十一房姨太太，为每个妻妾购置洋房汽车，还雇佣了一大批仆人司机。甚至愿意支付这些妻妾留学费用，大笔金钱不断花费在女人身上。
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盛恩颐斥巨资买下中国第一辆奔驰车，用白银改造并打造“4444”车牌，以示自己是“盛四公子”。上海滩的人见到这辆车，都知道是他来了。
工作方面，他更是不屑一顾。聘请宋子文做秘书，把所有事务推给宋处理，自己则当起甩手掌柜。
宋子文每天只需向他汇报工作，让他签字即可，但实际上，这只是走形式，因为这位公子哥基本什么都不管。但为了这个形式感，宋子文吃了不少苦头。
由于盛恩颐从来不去公司汇报工作只能跑到家里找他，每天等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能见到刚起床磨蹭许久、抽烟漫不经心听汇报的主人。有几次宋子文汇报完毕后，这位公子哥竟然又睡着了。
晚上，盛恩颐沉迷赌博，由于赌博只收现金，他不得不到银行换钱。然而银行通常已经下班，于是他发明了一种方法——倒古董换现金。
缺少现金时，就叫下人把古董卖给当铺，第二日派人赎回。这种倒手操作损失巨大，但他却毫不在意，“这点小钱算什么？”常挂在嘴边，因此从未改掉这个坏习惯。
作为一个疯狂赌徒，他特别喜欢豪赌，一夜输掉好几万都是稀松平常。
有一次与浙江总督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对峙，两人开了一盘前所未有的大赌局：卢小嘉拿出价值千万田地，而盛恩颐则押上北京路黄河路一带、一百多幢房子的弄堂。这场赌局中，他输了。
一夜之间输掉千万家产后，在赌博上才稍微收敛一些。
因为频繁去汇报工作期间，与七小姐相恋，但由于身份差距而遭拒绝，公司更将宋调至汉阳。愤怒之下辞职离开，没有这个帮手后，公司业务逐渐恶化，使得收入锐减。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盛恩颐从一个豪门继承人迅速沦为“民国第一败家子”，口袋几乎空空如也。
为了继续维持他的奢靡生活，他打起了父亲盛宣怀另一半遗产的主意，与两个弟弟一起申请重新分配属于愚斋义庄的那部分财产。
当时掌管愚斋义庄的是盛恩颐的母亲庄夫人。他原以为母亲会支持他，但出乎意料的是，她严词拒绝了他的请求。
比起盛宣怀，庄夫人更了解自己儿子的本质。这些年来，盛恩颐挥霍无度，她看得一清二楚，哪里敢再把遗产交给他？
盛恩颐咬牙坚持了一段时间。直到1927年，庄夫人去世后，她的那份遗产才被分给盛恩颐和愚斋义庄。
愚斋义庄拿走了一半，而剩下的70多万两银子则落入了盛恩颐手中。
然而，对他来说，这点钱远远不够花销。于是，他联合兄弟和侄子，以愚斋义庄经营不利为由，再次要求重新分配遗产。
这一次，没有了庄夫人的阻拦，愚斋义庄只能屈服于压力，同意重新分配财产。
他们向政府备案，将这份遗产再次平分成五份，由盛恩颐等人获得。然而，就在此时，家族中的七小姐——盛爱颐提出异议。她认为，如果要重新划分遗产，那么家里的女儿们也有权利参与继承。
因为在盛宣怀去世时，并没有法律允许女性继承遗产，所以那时候的财产只能由家里的男性继承。但1926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新法律明确规定男女享有同等继承权。因此，现在只让男人们分享遗产显然是不公平的。
不过，为避免过多争端，盛爱颐并没有要求与兄弟们平分，只是希望能得到30万大洋作为保障自己的生活费用。
这也是迫不得已之举，因为最初设立愚斋义庄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支撑整个家庭的日常开销。如果这些资金被瓜分掉，她未来的生活将无以为继。
令人失望的是，尽管对自己极其慷慨，但面对家人时，盛恩颐却异常吝啬。他断然拒绝了妹妹的请求，不仅不给30万，即便她退让到10万元，也依然寸步不让。
这样的绝情行为几乎将盛爱颐逼到了绝境。怒火中烧之下，她联合其他姐妹决定控告哥哥，以求公正合理地分配遗产。
1928年6月，这个案件被上海地方法院受理。《申报》的报道使此案成为舆论焦点，而“男女平权”的呼声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包括宋氏姐妹也公开站在她这一边。这场官司被誉为“第一件女权官司”。
1928年9月5日，此案正式开庭审理。双方各执己见：一方坚持按照现行法律进行新一轮财产分配；另一方则主张遵循父亲去世时定下的规矩来处理。
最终，在法庭上，凭借坚实理由和新法规支持，盛爱颐推翻了哥哥的主张，并成功获胜。最终裁决将遗产平均分成七份，其中60万归她所有。
然而，这笔巨款经过南京国民政府层层剥削后，到手的钱远少于预期。而此刻陷入窘境中的盛恩颐所获更是微不足道，无力支撑他以前的大手大脚生活方式。
1942年，当生活困顿至极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传来，让他看到了一线生机——食盐买卖成为他的救命稻草。
当时，他有一个堂哥名叫盛文颐，与汪伪政府关系密切。在财政困难时期，该政府任命堂哥担任裕华盐业公司总经理，希望通过操控食盐贸易增加国库收入。
裕华盐业公司设立五个省级分公司，每个负责管理所在省份内所有食盐买卖事务。这意味着谁掌握着其中一个省公司的控制权，就相当于拥有该省食盐市场的话语权，不仅可以获取丰厚利润，还能攫取巨大权势地位。
上任后的堂哥迅速联系表弟，把安徽省公司的控制权交给他，两人合谋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而非真正考虑国家利益。为了确保权力稳固，起码得让一个亲信掌管一省的事务。
盛文颐的求助信送到后，盛恩颐察觉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这一次，盛恩颐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他亲自上阵处理公司事务。他雇佣了一名秘书和两位账房先生，并任命姐夫宗宾万为营业部主任。
如此一来，这个小团队迅速集结起来，将整个公司的业务牢牢控制在手中，把一省的食盐买卖揽入怀中。
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盛恩颐不仅对食盐运输和销售进行重利盘剥，还谎报损耗，将部分食盐偷偷卖到黑市。甚至，他还掺杂泥沙等杂质，以增加食盐重量。
短短一年时间，盛恩颐便弥补了之前所有的亏空，在安徽省内还找了好几房情人。
除了操控食盐买卖外，盛恩颐与盛文颐联手开发了新的“业务”。他们利用食盐买卖的运输渠道，用盘剥来的巨款收购烟土——即大烟的原料，然后运至上海，由盛文颐组织高价出售，从中获取丰厚利润。
然而，他们这一行为也引来了麻烦。当时安徽的毒品生意由倪道烺垄断。盛恩颐兄弟二人的行动无异于从他口袋里抢钱。
于是，倪道烺亲自前往上海，与盛文颐交涉。然而赚钱如流水般快的兄弟俩哪里舍得放下这块肥肉？结果倪道烺铩羽而归。
回到安徽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他决定与日本顾问商量，对抗盛恩颐兄弟的一系列活动。然而，这些活动最终被政府叫停。
汪伪政府依靠食盐买卖获利，即便知道兄弟俩私自揽利，但在利益驱使下，他们还是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反倒是倪道烺受到了斥责，不得不妥协，与盛恩颐平分大烟市场。
在那个战火纷飞、民生凋敝的民国，有的人毁家纾难匹夫有责，而有的人却肆意挥霍、不知廉耻地赚这种钱财。
1943年，政府突然叫停裕华盐业公司，将其产权移交给他人。失去了这一肥差事后，盛恩颐再次陷入无所事事，只能继续挥霍自己剩余的一切资源。
解放后，现金已所剩无几，但他仍握有不少不动产。他打算通过卖地维持生活，却碰上土地国有政策施行，需要缴纳高额税费。
他无法支付这笔费用，只能将这些土地折算成地价划归国有。不过国家考虑到家族传承与祖宗礼法，为他保留了一个容身之所——祠堂。
此时，他带着一家八口挤在小小的祠堂里生活，无奈之下，两位儿子只能携妻儿外出谋生。那时候，即便想进公园逛逛，也拿不出门票钱。
1958年，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他被迫上街乞讨，但他的气度又不像个乞丐，因此讨不到什么东西。活过66年的他，从未想到如今竟落魄至此，就连吃一粒米都要低声下气恳求别人。
在许久未进食后，他躺在祠堂里，不知道是不是幻觉，他闻到了饭香，那简单不过的炖肉味仿佛天上的美味。他想着，好想吃肉啊，然后渐渐沉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过。这一年，他终止了生命旅程。
作为富二代，也是穷苦人，他将庞大的财富尽数挥霍殆尽，是败家子的典范，被永远钉在历史之中。然而，他两个儿子却表现出祖父般的光彩，大相径庭于父亲的大手大脚浪费生活方式。
长子盛毓邮在家族落魄后白手起家，自主创业。他与妻子跑到日本开餐馆，一开始只是经营一家小早餐铺，每日辗转油条豆浆之间，一身油腻、满头大汗。
经过努力，他们成功创立自己的餐饮事业，在东京塔附近开设豪华中式料理店，并迅速扩展分店，如今身家亿万。90年代初期，他们甚至将饭店开回上海，再现昔日荣光。
盛毓度自幼被父亲过继到其他房，虽然分得了一些遗产，但这些财产最终都被盛恩颐以各种理由“借”走，使他最后一无所有。
后来，盛恩颐的一个私生女来到中国寻找父亲，却只听闻了他的死讯。她决定将自己的一部分钱财赠送给盛毓度。
这笔意外之财成为了盛毓度事业的起点。他在东京创办了留园株式会社，通过不懈努力，公司逐渐壮大，他也因此成为亿万富翁。
不仅如此，他还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奖学金，以支持后辈成长。他热爱祖国，始终保留中国国籍，并兼具企业家和学者的风范，俨然有其祖父的影子。
或许是目睹了盛恩颐的狼狈境遇，两个儿子皆以简朴著称。
德不配位，必有余殃。若没有相应的能力，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难以守住。盛宣怀智慧卓绝，却因老来得子的溺爱，让首富之子最终贫困潦倒地离世，这样凄凉的晚景令人唏嘘。
然而，盛恩颐的两个儿子却从中吸取教训，自力更生、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如果泉下有知，或许盛宣怀也会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