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的这句名言，恰如其分地诠释了毛泽东对待友情的深刻理解。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的友情观既不同于古代士大夫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也区别于西方个人主义的交友方式，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情谊与中国传统的义气精神相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革命友情观。从青年时代在湖南第一师范结交的"三个半朋友"，到井冈山上与"绿林好汉"的肝胆相照；从与民主人士的坦诚相交，到对国际友人的真挚情谊，毛泽东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之间的友情——它既有"苟富贵，勿相忘"的情义担当，更有"大公无私"的原则坚守；既能"桃花潭水深千尺"般深厚，又能"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般清正。这种友情观不仅是毛泽东个人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宝贵精神财富。

毛泽东的友情观首先体现在对志同道合者的真诚相待上。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展现出对真挚友情的珍视。1915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化名"二十八画生"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虽然只有"三个半人"响应，但这却成为他革命友谊的起点。特别是与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共同创立新民学会，奠定了他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基础。正如史料所示，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大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与袁文才、王佐等"绿林好汉"的交往更是一段佳话。面对这些出身草莽的革命者，毛泽东没有摆出知识分子的架子，而是通过"朋友式的谈话、了解和熟悉"，最终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这种超越身份地位、基于共同理想的友谊，展现了毛泽东友情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毛泽东的友情观具有鲜明的政治品格，体现在对民主人士的尊重与团结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专门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并派邓颖超亲赴上海迎接，信中"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的谦恭态度，充分展现了他对民主人士的真诚态度。对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老一辈民主人士，毛泽东不仅在工作上虚心求教，在生活上也关怀备至，亲自搀扶上下车、携手漫步等细节，体现了共产党人"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的高尚品格。这种将政治原则与私人情谊明确区分开来的做法，既维护了革命的严肃性，又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正如史料所述，毛泽东曾说："于法于情，毛泽东泾渭分明，对朋友讲义气，对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

毛泽东的友情观还具有国际视野，体现在与外国友人的深厚情谊上。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国际友人，都曾得到毛泽东的真诚相待。特别是1946年与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后，毛泽东亲自打灯笼送她下山坡的场景，成为中外友谊的佳话。对越南胡志明等兄弟党领导人，毛泽东更是以"就像在家里一样"的亲切态度相待，甚至脱下汗衫与之畅谈。这种超越国界的革命情谊，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资料显示，毛泽东与马海德、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等众多国际友人建立了深厚友谊，为中国革命赢得了宝贵的国际支持。

在处理亲情与友情的关系上，毛泽东展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杨开智等亲属的"求助"，毛泽东一方面写信表达"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的亲情关怀，另一方面明确要求"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这种"恋亲不为亲徇私"的做法，既维护了革命原则，又不失人情味。对老朋友周震鳞等民主人士，毛泽东在保护其正当权益的同时，也明确拒绝为其亲属谋取特殊利益。正如材料所述，毛泽东"依赖的武器是严格的党内纪律和严厉的自律精神"，在友情与原则之间划出了清晰界限。

毛泽东的友情观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被异化为利益交换。毛泽东那种基于共同理想、超越个人得失的革命友情，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守住交往关，交往必须有原则、有规矩。"这与毛泽东"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的理念一脉相承。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应当学习毛泽东处理友情的辩证智慧：既要真诚待友、重情重义，又要坚守原则、不徇私情；既能广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能明辨是非、抵制不良风气的侵蚀。

毛泽东的友情观犹如一面明镜，映照出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境界。从青年时代的"三个半朋友"到国际舞台上的革命情谊，毛泽东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友情——它既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宽广胸怀，更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担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弘扬毛泽东的革命友情观，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力量，以严格的纪律规矩规范交往，让纯洁的革命情谊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如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这种精神，正是毛泽东友情观的精髓所在，也是我们今天应当传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